［摘 要］边境村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与边疆稳定的前沿屏障，也是推进民族团结与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其治理范式历经“戍边—固边—兴边—睦边”的转型，体现出由安全优先到制度建构、由发展驱动到认同升华的逻辑演进。从“戍边”到“睦边”，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境地区的集中体现，其形成依托政策引领、制度拓展、主体赋能、认同培育与资源协同五大机制，推动边境治理由单一防御向安全、发展、认同一体化转型。这一实践不仅丰富了边疆治理的理论体系，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边境村寨治理；戍边—固边—兴边—睦边；边疆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
边境村寨既是国家疆域治理的末梢单元，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前沿阵地，在治理体系中长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是维护国家安全、巩固边防、遏制外部风险的前哨；另一方面，它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边境治理历经了“戍边—固边—兴边—睦边”的历史进阶，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向边疆的深度拓展，也反映出边境地区社会结构与功能形态的深刻转型。
既有研究主要围绕三类路径展开：一是侧重安全维稳的“戍边”范式，强调边防巩固与国家安全；二是以开发开放为核心的“兴边”逻辑，聚焦经济政策与社会建设；三是倡导共同体建设的“睦边”取向，关注民族团结、社会融合与国家认同。这些成果为理解边境治理提供了有益视角，但多数研究局限于单一维度，缺乏对“戍边—固边—兴边—睦边”演进链条的整体把握，理论构建与案例实证之间的结合亦有待加强。基于此，本文聚焦我国边境村寨治理的范式变迁与实践生成，系统考察从“戍边”到“睦边”的转型过程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动力机制与实践路径，以“空间—制度—文化—社会”四重逻辑为横轴，结合云南中老、中缅及中越边境地区的典型案例，剖析“睦边”治理的生成机制与国家意涵，旨在从学理上揭示边境村寨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价值，阐明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实践路径，为推进边疆长治久安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一、“戍边—固边—兴边—睦边”的范式进阶
边境村寨治理的历史演进，在戍边—固边—兴边—睦边纵向进阶脉络中，边境村寨逐步由国家防御前哨转型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沿场域。
（一）戍边：以安全为核心的治理逻辑（1949 年—1978 年）
“戍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边境治理的起点，其核心特征在于安全优先。国家在主权确立与国防防御的双重任务下，推行“以兵治边、边民固边、屯垦戍边”的政策，形成军事防御与民生产业并行的治理格局。边境村寨作为国家安全前沿，承担防御外患与社会稳定功能，逐渐演化为兼具军事与社会属性的“安全单元”，实现了从“空间据守”向“安全治理”的初步转化。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局势，国家在边境村寨及周边设立边防站所，组织边民参加民兵建设，承担巡逻和信息报告等任务。村寨公共空间因此具有多重功能，公司、祠堂等既是教育与文化场所，也是民兵集结和训练场地；交通道路既服务生产生活，也用于军事运输，使社会生活与安全目标相互嵌合。以屯垦、发展经济为基础，以戍边稳内为目的 ，“屯垦戍边”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国家通过组织军民结合的生产活动，将防御与发展紧密结合。“屯垦戍边因在保卫边防安全与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自西汉以来一直为历代王朝所推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依然在创新发展的基础上被延续。” 在云南、西藏、新疆等地，屯垦既保障军需供给，又推动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使村寨逐渐具备一定的自我维持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与此同时，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多项扶持政策，对“直过民族”给予特殊帮扶，加快教育普及和医疗下乡，提供生产工具与生活物资，使边境社会在安全防御的同时获得基本保障。这些举措不仅稳定了边境社会秩序，还提升了边民的生计能力，强化了他们的归属感与凝聚力。从历史功能看，戍边逻辑确保了边境安全稳定，为后续“固边—兴边—睦边”的展开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固边：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治理逻辑（1978 年—2000 年）
“固边”阶段标志着我国边境治理从以安全防控为中心，向以制度建构为重心的深刻转变。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与边境地区秩序的逐步恢复，治理策略在延续必要安全防御的同时，更注重制度的系统性与常态化运行，通过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多维度的制度安排，将边境村社深度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边境地区由“安全末梢”向“制度前沿”的转化。从政策演进看，固边阶段的制度设计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化特征。东北侧重国有农场建设和资源开发管理，西北以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垦结合”，西南则注重民族区域自治与边境管理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制度智慧。
固边治理主要依托三大制度路径协同推进。一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法律与政治基础。1954 年《宪法》和 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实施，从国家根本法层面确立了民族地区的自治地位与权利框架，为边境治理提供了法理依据。与此同时，普通县乡政权、军垦与农垦体制、边境管理区等多元制度单元共同构成复合型的治理结构，增强了制度的适应性与覆盖性。二是通过移民实边与基层政权建设强化组织基础。国家在边境地区实施差异化移民政策，东北以国企职工迁移为主，西北依托生产建设兵团安置，西南推行“插花式”移民，体现了治理策略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在云南通过移民安置与合作社制度化结合，补充了劳动力，增强了社会稳定性。随着村委会、党支部和群众自治组织逐步健全，边境村寨实现了从“安全末梢”向“制度前沿”的转型，凸显出国家能力在边疆社会的深度嵌入与制度再生产。三是公共服务制度的延伸进一步巩固了治理基础。义务教育普及、“赤脚医生”与巡回医疗制度推广，以及扶贫救助、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政策逐步覆盖边寨，使国家制度在民生层面与边民日常相衔接。公共服务的嵌入改善了边民生活条件，使边境社会更紧密地融入国家制度网络。
从政策成效来看，边境地区基层政权覆盖率显著提高，边民的国家认同明显增强，社会秩序持续稳定。近年来，我国各边境地方立足于自身区域特质，形成了基于行政力量主导建立并接受规范化管理的“行政吸纳型” 边民守边固边形式，这一组织化参与的行为对于系统性构建以制度为核心的“固边”模式有着较为积极的意义。我国通过系统性制度建构而非单纯军事手段实现边境稳定的做法，特别是在多民族聚居的西南边境地区，形成以制度整合推动社会融合的治理路径，为多民族国家边境治理提供了实践范例。其在巩固戍边阶段安全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多维制度安排重塑边境治理结构，为后续以发展为核心的“兴边”阶段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为迈向共同体建构的“睦边”阶段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从政策延续性角度看，固边阶段建立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至今仍在边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展现出持久的制度生命力。
（三）兴边：以发展驱动为核心的治理逻辑（2000 年—2019 年）
在“戍边”与“固边”阶段奠定安全与制度基础之后，我国边境治理逐步转向以发展为核心的“兴边”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确立“稳定边疆、发展边疆、繁荣边疆”的指导方针，确立发展为实现边境长治久安的根本路径。《兴边富民行动》（2001、2011）、精准扶贫等政策相继实施，推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与公共服务均衡。治理逻辑实现由“制度整合”向“发展驱动”转化，形成“发展促稳定、富民固边疆”的治理格局。
兴边阶段的核心举措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国家在边境地区设立互市点，推动贸易便利化，支持边民参与跨境经济合作。边境治理的独特逻辑决定了边民作为治理客体和治理主体的双重身份属性，通过组织动员、管理培训、福利保障、政策法规等体制机制创新推动边民身份主体性的塑造与强化。如云南等地依托区位优势建设边贸市场，带动边民增收和村寨经济活化，使边民从“制度居民”转变为“发展主体”，边境功能由“安全末梢”向“开放前沿”转型。二是以扶贫开发改善民生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实施大规模扶贫计划，进入 21 世纪，更通过精准识别与差异化帮扶策略，在教育、医疗、住房和饮水等领域大幅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攻坚就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一理念为边境脱贫提供根本遵循，云南怒江等地的实践表明，扶贫不仅提升物质水平，还增强了边民对国家的认同和凝聚力。三是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提升保障发展。国家推行“边境小康村工程”，改善住房、道路、水电等硬件条件，同时将均衡教育、互助医疗和社会保障延伸至边境一线，尤其重视对“直过民族”的扶持，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边民。四是以发展实现安全协同。发展不仅是经济目标，更是安全战略。产业培育与扩大就业提高了边民生活水平，有效消解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德宏通过建设经济合作区、发展跨境旅游和物流业，显著提升开放水平，为边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巩固了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体现出“发展即安全”的战略共识。
兴边逻辑标志着国家治理重心从安全、制度转向发展驱动，体现了阿玛蒂亚•森所强调的“发展即自由”的理念，不仅追求经济增长，更重视能力提升和社会机会的扩展。在这一过程中，边境村寨逐步由防御性、制度性的单元转化为区域发展的平台，边民身份也从制度受益者蜕变为发展主体。兴边阶段通过兴边富民与脱贫攻坚，推动边境村寨从安全防御与制度安置的单元转变为区域发展的前沿，将边境地区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格局，显著增进民生福祉与社会凝聚力，为后续“睦边”阶段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制度基础。尽管仍存在文化与制度融合的深化空间，但兴边实践无疑推动了边境治理向更高水平的共同体建设迈进。
（四）睦边：以共同体建构为核心的治理逻辑（2020 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我国边境治理迈入以“睦边”为导向的新阶段，在巩固安全、制度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民族团结与共同体构建。国家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共建共治共享”纳入边疆治理目标，通过文化共建、制度协商与发展共享，推动国家与边境社会、境内与周边区域的深度融合。治理逻辑由“发展驱动”转向“认同建构”，使边境村寨从“发展单元”转型升级为“共同体建设前沿”。
政策导向上，国家显著强化了共同体构建的战略目标。在“兴边”阶段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基础上，民族团结与社会融合被系统纳入边境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强调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为新时代边境治理指明了价值导向，要求边境地区在守土固边、发展富边的同时，更加注重民族团结与精神凝聚。在北疆地区，内蒙古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依托民族发展资金，推动驯鹿养殖、手工艺与冰雪旅游融合发展，形成“产业联村、文化塑魂、生态共治”的新格局，在延续驯鹿文化的同时提升经济韧性与文化自信，实现“睦边”治理的生态化转化 。2023 年云南将“边境小康村”升级为“边境幸福村”，正是这一政策取向的鲜明体现，标志着边境治理从单一脱贫导向迈向共建共享、共融共治的新阶段。
制度实践上，基层治理模式呈现由“政府主导”向“多方协同”的深刻转变。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市在多民族共居格局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形成“警民协作、文化共融、民生共建”的边境共治模式。当地壮、汉、瑶、苗、侗等 38 个民族居民在警民联动与社会协同中构建起“邻里共防、文化共融、民心共建”的治理共同体。礼茶村“壮族女子山歌队”将国界法、边防治安条例等编成 200余首壮语山歌，形成社会化法治教育的新样态；宁明板烂边境派出所民警学壮话讲壮情，实现“方言办案、以情化人”，辖区连续无刑事案件、无涉边事件，展现出“共护边疆、共治安宁”的治理温度 。中缅边境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自 2021 年起推行“睦邻村务联席会议”机制，汇聚边民代表、村干部与边境管理力量，就跨境婚姻、边贸秩序等议题建立常态化协商机制 ，体现了边境治理从行政管控向协商共治的制度性转型。此类实践表明，边境村寨正由过去的制度承接者，逐步成长为制度创新与社会共治的积极主体，展现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边境治理新格局。
文化认同上，睦边阶段更加注重认同建构的日常化与在地化。2025 年 10 月，中国广西大新县与越南高平省联合举办“中越边关侬峒文化旅游嘉年华”，中越边民以节为媒，共同推动“侬峒节”联合申遗，成为“中越人文交流年”的标志性事件。这一文化共庆不仅强化了跨境民族的情感联结，也为边境和平共处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与此同时，中越文化周、中老泼水节、中缅胞波狂欢节等跨境节庆活动不断拓展，国家叙事通过地方性实践融入边民日常生活；跨境集市、宗教文化交流等互动平台，也使边民在交往中生成共享的文化经验与情感认同。国家认同由宏大叙事向生活叙事延展，从共同节庆、语言交流与习俗互鉴，形成了润物无声的文化共建机制，推动边境地区在文化层面实现由他者识别向共同体自觉的深层转化。
跨境合作上，边境村寨的功能正由“防御前哨”转向“交流前沿”。云南河口、瑞丽、磨憨等口岸通过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实现了经济、治安与社会事务的多维协同，推动边境地区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向管理走向双向互动。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进程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着眼于凝聚守望相助意识、彰显共同富裕意识、提升生态优先意识和强化守土固边意识 。在东北边境，辽宁丹东市宽甸县黑沟村以旅游产业为纽带，打造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通过发展民俗体验、生态休闲、观光采摘等特色项目，吸引国内外游客参与互动，推动内外相融的边境社会建设，形成以产业互联、人文互信为基础的睦边治理格局。 多地边民依托跨境婚姻、亲缘网络与商贸往来，形成“共边共享”的社会结构，强化了边境村寨作为文化交流与区域合作桥梁的功能，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纵观“戍边—固边—兴边—睦边”的治理演进，各阶段虽各有侧重，但在国家战略的持续推动下相互衔接、层层深化，共同促进了边境地区从防御空间向交融空间、从单一治理向协同共治的历史性转变，新时代边境治理正由“防御性”向“共生性”转化，由“物理边界”向“社会联结”延展，呈现出多元协同、民心相通、共建共享的“睦边中国”新图景。
二、边境村寨治理的实践转型
边境村寨治理的逻辑演进不仅体现在宏观政策与战略导向的调整，更深刻反映在空间、制度、文化和社会等多个实践维度的系统性转型中。正是在这些维度的协同演进与深度融合中，边境村寨实现了从“戍边”到“睦边”的治理范式升华，展现出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治理路径。
（一）空间逻辑：从防御屏障到交融前沿
空间是边境治理的重要物质载体，其功能演进呈现出从防御、稳固、发展到交融的阶段性跃升。这一变迁既反映了国家战略对边境定位的动态调整，也体现了边境地区在安全、发展与认同之间寻求平衡的持续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边境空间的首要功能是防御屏障。界碑、哨所、巡逻道等军事设施构成村寨的核心空间形态，边境村寨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物理前沿。随着政权巩固与边疆秩序逐步稳定，边境空间进入稳固拓展阶段。国家通过建立基层组织、兴建公共设施，将村寨从单纯的军事驻点转变为制度治理的末端单元，增强了空间的制度属性和生活稳定性。改革开放以后，空间功能进一步向发展平台转型。兴边富民、边境小康村等战略的实施，推动基础设施完善和互市贸易发展，村寨空间被赋予显著的经济功能，成为促进开放、改善民生的重要前沿。进入新时代，边境空间逐步演进为交融前沿。在“睦边”理念指导下，中越文化周、中老跨境泼水节、中缅胞波狂欢节等文化活动使村寨公共空间转化为文化共享与认同建构的重要场域，边境村寨不再是单纯的安全节点或经济平台，而是演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地缘文化纽带。总体而言，边境村寨的空间逻辑演进揭示出治理现代化的多维路径，安全需求奠定空间防御基础，制度构建强化空间稳定性，发展导向拓展经济功能，而共同体建设则赋予空间新的文化价值与认同意义。由此，边境村寨实现了从传统防御屏障向开放交融前沿的战略转型，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在边疆地区的空间体现。
（二）制度逻辑：从行政主导到协商共治
制度构成国家治理的核心支撑体系。边境村寨的治理变迁不仅体现为空间形态的转型，更深刻地反映在制度逻辑的演进过程中。总体来看，这一演进呈现出从行政主导到制度化建设、再从政策驱动到协和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的边境局势和薄弱的社会基础，行政主导成为治理的主要形态。国家通过行政指令与军政结合的方式维持秩序，随着国家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边境村寨逐步被纳入制度化治理轨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为边境民族地区提供了法律保障，基层党组织、村委会及群众自治组织的广泛建立，推动村寨由行政附属向制度化治理单元转型。改革开放以后，政策驱动成为边境治理的重要特征。“兴边富民行动”“边境小康村工程”等战略的实施，使边境村寨不仅作为制度覆盖的对象，更成为国家政策实践的前沿场域。制度逻辑由“维持秩序”向“推动发展”转变，政策工具与制度安排相结合，显著增强了村寨的发展能力和社会支持力度。进入新时代，协商共治逐渐成为制度运行的显著特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引领下，边境村寨积极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机制。村务联席会议、跨境联防联控及社区协商平台等新型制度形式，促进了边民代表、基层组织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参与，推动治理方式从“自上而下”转向“上下互动”，村寨角色也由制度被动接受者转化为制度主动实践者，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新格局。制度逻辑的演进历程体现了从常态建制、适应治理到多中心协同的深层融合。行政主导奠定了安全底线，制度建设提供了法治框架，政策驱动拓展了功能空间，而协商共治则有效回应了边境社会多元化的治理需求。这一转型不仅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在边境地区的深度嵌入和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也为实现“睦边”阶段共同体建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文化逻辑：从国家叙事到共同语言
文化作为边境村寨治理中最具凝聚力的维度，深刻影响着边民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相较于空间与制度等外在结构，文化逻辑的演进呈现出从国家叙事向制度认同拓展、由多元交流向共同语言深化的转型路径，逐步实现交往交流交融的治理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叙事成为文化整合的重要基础。通过宣传教育、文学叙事与典型人物塑造，“保家卫国、巩固边疆”的宏大话语深入边境社会，为边民的政治认同与文化归属奠定基础。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团结创建活动的推进，国家叙事逐渐实现制度化转型，体现在双语教育的普及、民族节庆的保护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延伸之中，强化了文化认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多元交流显著丰富了边境文化实践。随着跨境流动日益频繁，节庆、集市、宗教活动及教育合作等平台不断涌现，中老泼水节、中缅胞波节、中越文化周等跨境文化活动，不仅促进边民之间的文化互鉴和情感联结，也推动文化交流走向常态化与机制化，为更高层次的认同建构提供社会基础。进入新时代后，共同语言逐渐成为文化逻辑演进的高级形态。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并行使用，既保障沟通效率，也强化认同纽带。通过节庆共办、跨境合作与社区参与等实践，“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深刻内涵与国家叙事逐步融入边民的日常生活，转化为具身化的共同语言，形成“共边、共识、共治、共享”的文化氛围，推动边境从文化互动的场域升华为价值融合的共同体。在文化逻辑的演进中，边境村寨逐渐由文化传播的接收者转变为文化创造的参与者，从边缘性的地理空间跃升为共同体意识表达的文化前沿，增强了边境社会的文化韧性和认同凝聚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与实践路径。
（四）社会逻辑：从党的动员引领到多元互动
社会关系构成边境村寨治理的根基，也是国家治理逻辑演进的重要体现。与空间和制度维度不同，社会逻辑主要体现在边民身份转型、社会组织完善及互动方式演变中，其演进历程呈现出从党的动员引领、到制度与社会建设融合、再到市场驱动、最终走向多元互动的清晰轨迹，反映了边境治理与社会发展协同推进的整体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的动员引领为边境社会治理奠定坚实基础。通过基层政权建设、群众组织动员、民兵队伍建设及军地联防机制，党组织成为凝聚人心、整合资源与维护稳定的核心力量，有效保障了边境地区政治安全与社会秩序。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及各项扶持政策落实，社会建设与制度融合推动边境社会结构性提升。村级党组织、自治组织与公共服务网络不断完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逐步覆盖，边民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社会运行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改革开放以后，市场驱动为边境社会注入新活力。边贸互市、口岸经济和跨境合作持续发展，边民通过贸易、劳务和产业参与不断改善生活，社会关系呈现开放化、流动化特征。市场机制增强了村寨的内生动力，推动社会关系从“封闭”向“开放”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产业振兴成为推动边境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进入新时代，多元互动逐渐成为社会逻辑的显著特征。在“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等机制推动下，制度、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治理，跨境联防联控、民族节庆交流、村寨理事会等多层次互动形式，塑造了开放包容的社会格局。边民在产业升级和治理参与中，逐渐从单一的经济活动参与者转变为共同体建设的积极推动者，进一步强化了边境社会的内在凝聚与发展韧性。社会逻辑的演进体现了社会整合与协同治理的双重进程。党的引领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制度与社会的融合实现了结构优化，市场驱动激发了发展活力，而多元互动则体现了新时代边境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党的引领、制度融合、市场驱动与多元互动相互促进，共同夯实了“睦边”治理的社会基础，也为国家治理逻辑的生成提供了实践支撑。综观边境村寨治理的实践转型，空间开放为制度创新创造条件，制度延伸为社会互动提供规则，文化交流为认同建构注入活力，而社会多元互动则进一步巩固治理结构。由此可见，边境村寨治理既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在边疆的不断提升，也展现了边境社会在国家战略引导下的积极调适与主动参与，逐步成长为联通内外、推动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前沿。
三、“睦边”治理的生成机制
“睦边”治理的生成逻辑，正是通过政策导向、制度延伸、主体能动与文化认同的有机协同，推动边境村寨从多维实践走向国家逻辑的升华，并在村寨层面凝结为“共边、共识、共治、共享”的和美图景。
（一）政策导向的范式转型：国家战略引领与治理取向优化
边境治理的演进始终与国家政策导向的调整和战略转型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战略的每一次重大转向都深刻重塑了边境村寨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体现出清晰的阶段性演进特征。
新时代边境治理的政策转型聚焦于三个核心方向：一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边境村寨由防御前哨转变为统筹国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安全的综合性节点；二是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将边境地区纳入国家现代化全局，强调可持续发展和民生改善；三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推动治理重心从经济与安全延伸至国家认同构建。“五个认同”深度融入村寨日常治理，筑牢守边固土的政治根基，凝聚民族共融共识，增强文化纽带作用，巩固基层组织领导力，并明确现代化发展路径。兴边富民、示范村建设、多民族节庆共办等实践，转化为边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动力，推动边境社会实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与和和美美的良好局面，使边境村寨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展现“石榴籽”理念的重要前沿。
在边境村寨治理实践中，国家通过多维举措强化发展支撑。一方面，加快口岸公路、跨境桥梁和界河码头建设，完善口岸功能，推进“智慧边境线”建设，提升村寨对外联通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优化边民补贴政策，推动民族特色村镇建设，并建立多部门统筹和政银合作机制，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打造“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基地，增强村寨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中强调“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为边境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此指引下，人防、物防、技防深度融合，形成“守住点、连成线、形成面”的立体化防控格局，展现了国家对边境发展的高度重视，凸显了边境村寨在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中的前沿作用。
政策转型不仅体现在资源投入与制度保障的加强，更反映为治理理念的系统优化。传统政策侧重“维稳”与“建设”，而新时代政策则强调安全、发展与认同的协同推进，将边境治理有机融入国家整体战略。这一转变使边境村寨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边缘地带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合作的前沿平台，彰显了国家战略的适应性与前瞻性。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内外与多维度安全，乡村振兴推动治理模式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振兴，共同体建设则为治理注入持久的价值内涵。政策导向的范式转型，为“睦边”治理提供了战略框架与理念基础，通过从防御到发展、再到综合治理的演进，保障了边境安全与民生改善，也为共同体建构奠定了价值认同和发展方向。
（二）制度空间的拓展延伸：多层级协同与纵深推进
在“睦边”治理的生成机制中，制度空间的拓展与延伸构成了关键性的支撑基础。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进，边境治理制度实现了从宏观设计到微观落实的系统性变革，形成多层级协同、上下联动的制度化格局，为边境地区治理范式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
制度纵深发展首先表现为治理范围的全面化拓展，系统性延伸至教育、医疗、生态保护、社会保障、文化传承等多维度公共服务。这种扩展不仅意味着治理内容的丰富，更显示出国家治理对边境村寨全面发展的高度重视。例如，在教育领域，国家通过推行双语教育、建设寄宿制公司、实施教师支持计划等措施，显著提升边境地区的教育可及性与质量；在医疗卫生方面，巡回医疗、远程会诊、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等举措，使边民能够享受到更加便捷和优质的医疗服务；在生态保护方面，实施天然林保护、边境防护林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项目，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了可持续发展。这些制度安排使治理效能深度融入边境村寨的日常生活，推动治理模式从单一管控向综合服务转变，显著增强了边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多层级的协同治理是制度运行的核心机制。中央层面负责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制定《兴边富民行动规划》《边境旅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与宏观政策，为边境治理提供法制保障；省级政府聚焦制度转化与区域统筹，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将国家战略转化为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如云南省实施“边境小康村”与“边境幸福村”建设 、吉林省开展“千里边关振兴工程” 等，体现了省级层面对国家政策的创造性落实，州市县层面强化政策执行与资源整合，村寨作为末梢单元承载政策落地与社会动员职能。这种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协同体系，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制度运行生态。
面对跨境流动、社会多元化等新挑战，制度创新成为提升治理适应性的关键动力。边境地区注重挖掘和利用本土传统治理资源，将“火塘会”“院坝会”“老人议事会”等传统议事形式纳入现代治理体系，使其成为协调生产生活、化解邻里矛盾、讨论公共事务的重要载体。例如，西藏自治区边境村探索出“民兵戍边 + 生态保护”的双重职责模式 。同时，“睦邻联席会议”等机制整合多方主体建立常态化协商平台，共同研讨跨境事务，实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融合，构建出更具韧性的治理机制。
通过制度的纵深推进与协同运行，国家战略目标与地方社会需求实现有机衔接，形成了“上有顶层设计、中有制度转化、下有实践创新”的良性治理循环。制度体系为“睦边”治理提供了坚实保障，彰显出中国边境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与创新活力。
（三）基层主体的能动提升：边民身份转化与参与式治理
在“睦边”治理的生成机制中，基层主体能动性的提升构成边境社会活力的核心来源。边境村寨既是国家制度和政策的承接点，也是边民身份认同和社会实践的场域。随着治理逻辑从“管理”向“共建”演进，边民逐步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参与的转化，这一转型深刻体现了边境治理中“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其主体性不断增强，身份认同与社会角色也在互动中得到重塑。
边民主体性的显著提升，首先反映在经济参与和产业发展的维度。新时代以来，在兴边富民、乡村振兴等政策支持下，边民依托本地资源积极发展特色产业。例如，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边境村寨打造“峡谷蜂蜜”“高山茶叶”“独龙草果”等地理标志产品，边民从传统农耕转向专业化生产和品牌化经营；瑞丽、磨憨口岸等地边民依托口岸优势参与跨境贸易，从单纯的边民互市参与者成长为国际贸易的微小主体 。这些实践表明，边民正从“被发展的对象”转变为“发展的主体”，成为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身份认同的多元化是边民能动性提升的另一重要表现。长期以来，巡边护边是边民的日常职责，体现出“守土有责”的安全身份。边民角色在新时代逐渐拓展至生态守护者、文化传承者和社区治理者等多重身份。例如，边境村推行“巡边员 + 生态护林员”双岗制度，边民在守卫国土的同时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职责；民族村寨将传统节庆活动与乡村旅游相结合，边民既是文化传承者也是旅游服务提供者。这种身份融合强化了边民的国家认同与共同体意识，推动其从“边境居住者”向“共同体建设者”转变。
参与式治理渠道的拓展为边民赋权增能提供了制度保障。国家和地方通过加强基层社区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机制，推动村务理事会、跨境联席会议、合作社和协会等机制发展，为边民提供了表达与参与的平台。例如，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建立“牧民议事会”，邀请边民参与草场管理和边境管控决策 ；这些机制增强了边民在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培育了其公民意识和法治精神。
制度环境的优化是边民主体性提升的重要保障。边民主体性的提升并非自然发生，而是在国家政策引导、制度设计和社会支持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强化的。国家通过教育医疗改善、社会保障覆盖和产业政策扶持，为边民能力建设提供基础支持；地方政府通过社区建设和社会服务拓展参与渠道；市场与社会组织则通过资源对接和技能培训增强边民发展能力。多主体协作的治理生态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发展格局，使边民真正成长为边境治理的能动主体和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力量。
从学理层面看，基层主体能动性的提升体现了主体性建构与身份认同重塑的有机结合。边民在国家战略引导、制度安排与社会实践的多元互动中，不断重新定义自我角色与价值定位。随着国家认同的巩固和公共意识的提升，边民不再是单纯的治理对象，而是成长为具有主体意识和行动能力的治理伙伴。这一转型不仅提升了边境治理的效能，也为“睦边”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认同根基。
（四）文化认同的塑造机制：民族团结实践与共同体意识培育
在“睦边”治理体系中，文化认同的建构发挥着最深层次的凝聚作用。它不仅关乎边疆社会的和谐稳定，更直接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成效。文化认同并非依靠抽象的理念灌输，而是在国家战略引领、基层文化实践与日常交往互动中逐步生成。边境村寨作为经济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更是文化互动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前沿平台，边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意识正是在这一多维过程中持续积淀与动态重塑。
民族团结实践是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文化活动与跨境节庆的开展成为认同培育最直接的实现途径。西双版纳泼水节已由傣族传统节日发展为多民族共庆盛典；德宏“目瑙纵歌”节吸引各族群众同舞，展现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践。跨境层面，中老边境泼水节成为两国边民共同仪式，强化“澜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中越文化周、中缅胞波节通过歌舞联演、体育交流，建立超越边境的情感纽带。这些实践传承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文化主干与国家叙事融入地方性日常之中，使共同体认同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生活实践，为“睦边”治理提供深厚文化支撑。
国家叙事与地方文化的良性互动，为认同建构提供了持续动力。国家通过政策引导、教育普及与媒体传播，广泛弘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边境地区依托地方语言、族群记忆与生活仪式，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表达。例如，西藏林芝僜人村镇用传统歌舞表现“党的光辉照边疆”等时代内容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认同与民族文化实现了深度融合，不再彼此割裂。
文化认同的日常化实践，是共同体意识内化的关键机制。村寨定期举行升旗仪式、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并重的双语教学以及家庭仪式中的国家象征运用，均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连接国家意识与民族情感，推动边民实现从“边境居民”到“国家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转变，使认同成为具身化的体验而非口号式的宣教。
文化认同的生成遵循“交往交流—认同—共同体”的演进逻辑，其意义不仅在于情感归属的形成，更在于通过价值凝聚推动共同体的实质性建构。这一过程依托国家叙事的地方化转译、基层文化实践的创新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参与。国家通过教育体系与公共文化服务强化共同价值，社会借助节庆共办、非遗传承等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化符号则在物质载体与象征意义上整合集体记忆。边民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自觉，建立起对国家主体的价值认同与责任意识。文化认同由此成为边境社会和谐发展与长治久安的价值基石，为“睦边”治理和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支撑。
（五）跨界资源的协同汇聚：制度节点化与功能集成
“睦边”治理不仅体现为理念更新与制度转型，更通过跨界资源的协同整合与功能集成得以实现。边境村寨从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演进为资源汇聚与多边协调的关键节点，承担起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集成功能。伴随“一带一路”“兴边富民”等的深入推进，村寨功能从单一的生产生活单元，升级为融经济合作、社会建设、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在减贫发展与区域联动方面，边境村寨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场域。通过产业扶持、易地搬迁和农文旅融合等举措，村寨逐步实现从贫困边缘到发展前沿的转变。与此同时，村寨发展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发挥微观支点作用，如云南勐腊县一些村寨借助中老铁路开通机遇，大力发展冷链物流和跨境农业合作，成为区域联动的重要节点。
贸易与产业的跨界融合显著提升了村寨的经济功能。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边境村寨积极融入口岸经济带和跨境合作区建设。例如，黑龙江黑河市部分村寨发展跨境电商和俄罗斯商品集散中心 ，推动边民从传统互市向现代贸易转型。民族手工艺、特色农产品加工和跨境旅游等产业成为村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生态与社会资源的协同治理凸显了村寨的多重功能。面对生态脆弱与跨境流动的双重特征，村寨既是生态安全屏障，也是跨境合作节点。如云南勐海县打洛镇开展跨境疫情防控与民族医药交流 ，怒江州泸水市片马镇参与跨境生态保护与森林防火合作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进一步强化了村寨的节点功能，中老铁路的开通使沿线村寨从地理边缘转变为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
边境村寨已成为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一线空间。通过节日共庆、社区结对、青年交流等多种形式，村寨在日常交往中传递友好信念，生动展现“睦邻、安邻、富邻”的实践图景。边民不仅是政策的受益者，更是民心相通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与越南老街省的边境村寨依托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以及瑶族定歌节、苗族花山节等民族特色节日，开展常态化文化交流活动，有效促进了民俗文化交融与跨境社区关系的良性发展 。
综上所述，跨界资源的协同汇聚体现了治理网络化与平台化的演进逻辑。边境村寨在国家战略引领、地方政府支持与社会力量参与下，从资源接收端转变为要素集成平台。减贫发展与区域联动、产业合作与生态治理、设施互联与民心相通等多重功能交织，使村寨兼具网络节点与开放平台的双重属性。由此，边境地区从“边疆末梢”迈向“合作前沿”，通过多维资源整合形成内外联动、共建共享的治理新格局，为构建和美稳定、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睦边”体系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全球视野中，传统边境治理长期为美墨边境的“隔离逻辑”和欧洲边境的“开放逻辑”所主导。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边境村寨探索出的“睦边”路径表明，边境不仅是主权防御的边界线，更是跨域合作与认同生成的重要场域。中国经验表明，安全、发展与认同的有机统一，推动边境从防御前哨转变为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枢纽，为全球边境治理提供新范式，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
作者：尤伟琼
简介：尤伟琼，女，z6mg人生就是博官网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z6mg人生就是博官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边疆社会治理、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